1935年夏天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，不久便爆发了严重的路线和领导权争执。中央以当时全国形势为依据，主张红军北上发展到陕甘一带；而张国焘则认为在川康一带更有回旋余地，主张南下。随着两路军队相距较远、通讯受限，这场战略分歧很快从军事意见演变为对中央权威的挑战。

左路军以张国焘为主，朱德、刘伯承也在其中，但两人并不赞同张的主张，且在行动和人身上受到限制，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。中央得悉后，有人建议用红四方面军的两名重要干部与朱德、刘伯承交换，把两位核心将领接回中央。毛泽东没有同意这一做法，原因并非轻视两人，而是从全局出发慎重考量。

毛泽东担心，一旦以干部交换作为筹码，就等于承认中央与张国焘已走到不可调和的对立面，这会把内部矛盾固化为两支正规力量的分裂，后果难以预料和收拾。同时，跟随左路军的并不只有朱德、刘伯承两人，军委纵队及部分原中央红军部队中有大量干部与士兵；若只交换两人，其余人员将被置于更危险的处境；若全部交换，又会把裂痕扩大为公开的分裂。出于对整个红军组织关系的考虑，不能主动斩断尚存的最后联系。 龙8头号玩家

此外，让朱德、刘伯承继续留在左路军，对牵制张国焘反而有积极作用。朱德长期担任总司令，威望深厚，许多官兵信服他的判断；张国焘即便掌握兵力，也难以完全无视朱德的影响力，从而难以把部队彻底转化为自己的私有体系。朱德坚持不与中央划清界限，劝导冷静解决内部问题，阻止让敌人坐收渔利；刘伯承则以其指挥才能和对部队安危的认识，起到保护基层与士兵的作用。正因为两人仍留在原部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，并对受到审查和处置的干部提供了有限的保护。

综上，毛泽东放弃通过交换立刻营救，是为了保留和争取更多化解矛盾的空间，以牵制错误倾向、保护更多干部与士兵，并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可逆的分裂。随着南下路线的接连受挫，张国焘的主张逐渐失势。1936年6月，红二、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转而北上，最终在同年秋季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、静宁一带会合，三路主力重新走到一起。